中医文化：中医抗日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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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风逐渐传到东方，中医面临着生与死的变化。中医之路，“回归过去”还是“改革”？“百年中医记录”通过一个世纪的烟雾直接指向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医药工业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在中医药可以救死扶伤的战争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是最迫切的。对于中医来说，用医学为国家服务更有意义。然而，与西医相比，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援吗？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就认为西医在外科技术上更胜一筹，军队成为第一个接受西医的官方机构。
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陆军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方医院。洋务集团的张之洞在《学习鼓励》中说，“西医对士兵最有益，练武术的人必须强调这一点。”李鸿章在1894年建医堂时也说过:“医官是西方国家前进中最重要的东西。骨伤科的治疗，直上水槽，西医尤其擅长专长”中医似乎在军队的战争创伤中没有一席之地。针对这个问题，中医界作出了客观的考虑。一位中医指出:“西方和欧洲文化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和思维。由于医疗和外科手术落后，服务社会和国家的表现不佳，中药行业也不如西医，不如政府。
”中央宜光馆长焦在1936年指出:“应该指出，国际形势极其紧迫。如果国家医生不能在战争中建立后方医院或战场救援队，放弃在我国医学界拯救国家的工作，他们就不能帮助国家，就会受到政府的鄙视。”幸运的是，中医在抢救伤员方面有很强的技巧。以广东为例。在1930年陈和张的战争中，广东省中医学会组织的救援队是一支救援队。当广州黄沙站等前线伤员到达时，救援队立即用药物和换药对伤口进行消毒和止痛。
总共有600多人获救。"所有受伤的士兵都称赞服中药救伤的光荣。"有鉴于此，焦希望中医药界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救援准备。他指出:“中医的伤科，如跌打损伤、肌腱连接、骨连接等。，的确比西药好，但在绷带、器械、消毒、清洁度、整洁度等方面不如西药。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来弥补他们的不足是明智的...深入研究各国的医学院，尽快开设伤害课程，专门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医疗人员严重短缺，政府大力吸收中医药参与救援工作。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中央政府宜光，迅速组织了一个中医救护医院和一个中医救护队，以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中医救护医院是由救援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一道建立的。它收容和治疗数千名前线受伤士兵。“例如，割伤、刺伤、擦伤、撕裂伤、枪伤、弹片伤等。，由我们的创伤学家治疗，效果是众多和迅速的。至今仍有一批官兵在丘阳饱受烈日炎炎，或湿热蕴结之苦，并伴有溃疡和疔疮，其中许多都是用中药治疗的。
”南京失陷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至重庆，更名为中医救护医院，并继续在后方发挥作用。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也踊跃参加救援队。上海成立了一家中医救援医院和一支中医救援队。湖北成立了“中医野战后勤队”。江苏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培训中药消毒、抗病毒、外伤、野外救援等技术。所有35岁以下的中医都必须经过培训”。
在广州，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和广汉中医专科学校增加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创伤抢救的课程。广州市卫生局宣布“将组织一个医疗救护队，帮助跌倒和受伤的医生北上”，并“邀请本市在抢救枪伤方面卓有成效的医生参加”，并准备北上前线服务。由于中医的疗效，抗战时期艰难的抢救工作得到了军民的肯定。抗战前后中医药参与了各方面的工作——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湖南省残疾军人管理处专门提出“邀请各器官用中医药治疗疾病”；国民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司令阎锡山在他的军队中建立了一个“中医治疗研究所”，以“高薪聘请中医和针灸医生”。在1941年广东省省会韶关战争期间，临时省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关于中药的法案。一是“邀请省政府举办省级中医药考试，培养中医药人才，推进卫生政策”。
二是“建议设立省级中医特殊学校，培养中医药人才，保障国家健康”有人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医来源被切断。为了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建议组织省级中医特殊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三是“加强省中医药检查委员会的组织，严格禁止庸医和神医处方，对配制中药的人员进行筛选，通过强调卫生保护人民生命”。四是“为了增强抗战力量，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建立国内制药厂”。中医接受培训，参与各种社会救援工作。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颁布了《中国医师任后方部队士兵患病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全国中医协会组织中医服务队为义务兵和士兵提供免费治疗。除了治疗战争创伤，中医药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要产地东南亚被日军占领，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殊药物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百根皮散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奠定了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家医学分院编制了《国家医学防疫和控制宣传纲要》，并制定了霍乱和痢疾的中医处方，这些处方广为分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中医抢救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的社会价值。当时，媒体指出，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如果用民族医学中有根的人来治疗，那么木屑和竹头也可以用来接骨和舒筋。”草根带回灵魂。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其神奇效果；小药是一种有价值的灵丹妙药。
“合理应用中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和致残，挽救生命。而“病病流行，相因而生，前后困于疾，死于疾，尤足跟触”，许多疾病“若以国药有治之基础，应手而愈”。因此，中医界呼吁“为了人类，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战争的未来，为了种族人格的生存而战”。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药的作用，推广中医药，以振兴中医药。中医药政策在中医药救治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药赢得了有利契机。抗日战争时期，政府的中医药政策在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一直困扰中医的教育法律地位问题已经解决。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成为重庆政府的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颁布了为期五年的全日制《中医院校临时课程学时分配表》。每个科目总共有1640小时的教学时间，1932小时的实习时间和1044小时的临时病假，总计4616小时。1940年，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还成立了中医药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中医药教育的相关计划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