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伊朗传播中医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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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外医学交流史上，关于中医与西亚和阿拉伯世界交流的史料很少。2016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校笔记》(以下简称《学校笔记》)。这本书展示了13至14世纪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化的风暴时代，回应了李约瑟和其他西方科学技术史学者进一步探索《中国科技宝藏伊利汗书》(以下简称“宝藏书”)的愿望。《宝典》的编纂背景在中国历史上，从唐末到元末，四百多年是动荡的时代。从世界文化史的总体情况来看，包括西亚在内的东方“中世纪”充满了活跃思维、科技进步和学术繁荣的光明，涌现出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伊朗伊利汗王朝《宝典》的翻译和编纂是13-14世纪伊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宝典》的翻译和编纂发生在1247年至1318年的中国元朝。在此之前，中国和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有过相当多的交流。元朝的建立促进了中国文化向西亚的传播。《宝典》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将传统中医知识翻译成波斯语并介绍给伊朗是极其困难的。当时主持伊朗事务的拉什特是伊朗的一名大学生。

他懂阿拉伯语、突厥语、希伯来语和汉语，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组织编纂了《中国历史》、《符号与生命》、《五部系谱》等中国书籍。拉什特是伊利汗王朝海赞汗(1295年至1306年在位)的宰相，是一个身居高位、权力巨大的人物。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拉什镇"的科技和文化中心，其中包括学校、图书馆、观察站、车间、医院、药店、清真寺等。，聚集了大量的专家，充当了一个完美的学术研究基地。“当时在拉什特镇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医生，他们向当地的伊朗人介绍了传统的中医技术，如针灸、脉诊、制作草药和著名的中医作品”(“学校笔记”)。由拉希德领导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医学的专业人士小组显然有许多有利条件。

然而，这群专家必须既懂中医又懂波斯语，将古代中医书籍翻译成波斯语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现在，《时代》杂志已经把波斯语版的《宝典》翻译成中文进行校对。正如著名学者潘继兴所说，“翻译《宝典》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技能”(校对)。宝典是什么样的书？《藏宝书》是伊朗伊利汉人翻译、评论和系统介绍中医的巨著。原著是一本单独的书，藏在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非亚图书馆。《宝典》总共有四本书。

目前，世界上只有第一份复制品，这显示了原作的规模。这第一句“总结了中医的知识，对人体器官的脉诊和解释，解释了每一对韵。这些押韵诗的作者是王叔和(《学校笔记》)。也就是说，第一本书是关于脏腑、经络和脉学的，重点是《王叔和脉诀》。这本书从中国古典哲学开始，包括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也就是医学。其次，有五脏六腑、经络气血、四气五味、四诊八法、八原则、八法、八方等。它全面概述了中医理论和诊疗预防体系，包括中医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肾分为左、右，左是肾，右是生命之门。

“三交五行空名，送至相应的胸中”等。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宋代一些医学专家对《王叔和脉诀》一书注释本的解读。一般认为中医脉学相当神秘，《王叔和脉方》是韵中之韵，这是翻译中的一个难题。此外，这本书必须对中国医学历史的一些背景给予必要的描述。王叔和出生于西晋。他的《脉经》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

但是《脉经》和《脉诀》不是一回事。王叔和没有写“王叔和卖爵”。后世认为这是列文在六朝写的。由于它以通俗韵文的形式表达脉象和脉象，文字粗俗，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准确和不准确。此外，用通俗语言写科技诗歌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常常被学者们所忽视。从写作时间来看，宋元著名学者马端临对《文学评论》做了进一步的考证。

《王叔和脉经》在隋唐《经籍志》中找不到，可能是宋希宁以前写的。假谈判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然而，由于《脉诀》是一种通俗读物，以歌诀的形式写成，其中大部分是七言歌诀，少数是五言四言歌诀，便于阅读、记忆和入门。宋代以后，它成为医学生启蒙读物的畅销书，以致后世只知道"脉诀"而不读"脉经"。当拉什特选择翻译《脉经》的时候，他是没有找到《脉经》的原文，还是因为《王叔和脉经》当时比较流行，知名度很高，影响很大，需求量很大，或者是当地学者手中唯一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宝典》的翻译与校对在《宝典》难以翻译和注释的时代，发现了中国与伊朗(波斯)两个文明古国在13至14世纪极其密切的科技交流、交流与合作的“铁证”(宋宪先生的语言)，并在古丝绸之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波斯语、古汉语和中医脉学都是学术硬骨头。《脉诀》的内容是中医，体裁是诗歌，这给翻译增加了难度。这种困难一直持续到《宝典》的翻译和校对。本着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作者不畏艰险，将一本500页的古代中医典籍从古代汉语翻译成波斯语，再从波斯语翻译回汉语并校对。《学校笔记》的作者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和严谨的学术风格。该书正确表述了中医、经络、脉学的术语、论述和史料，注释准确详尽，文字忠实于原著。

《卖爵》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产生了一批注释作品。其中两本比较著名的注释书被选作学校笔记中注释的基础。一个是北宋名医刘，一个是元代名医熊。这两本书都是《海外归中医好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的版本，使《校勘记》更具权威性。人们普遍认为，《卖爵》是列文在六朝时期以虚假的借口写成的，一直没有受到质疑。但在时间上有一个小小的注解:“列文并非生于六朝”(引自方春阳2003年3月在《浙江中医杂志》上的文章)，显示了他的细致研究。同时，作者在介绍和解读《藏宝书》时，忠实地反映了伊朗当时对中国文化和中医的理解。

他没有回避原译者用一些阿拉伯医学理论对中医的阐释，客观上形成了中西医学文化的交流。从13世纪到14世纪，解剖学取得了许多成就，现代科学发展势头强劲，伊朗医学发展迅速。在此之前，阿维森纳用阿拉伯语写的“医学代码”已经出版了。《医学法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中世纪欧洲被视为医学教科书，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医学圣经。因此，拉什特在翻译《藏宝书》时，谈到中医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时，偶尔会插入《医典》的观点。有时他点头同意，有时他表示怀疑，有时他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并塞了许多阿拉伯药品的“违禁品”。

例如，当校注的序言谈到十二经脉及其路径时，它说，“这就像阻挡了泉水，这无疑会造成器官损伤，四种体液会在这里聚集。”“腐败的四种液体不能轻易通过这里。”“四种体液非常粘稠且不稳定，不能通过如此狭窄的通道。“这种四体液理论，即血液、粘液、胆汁和抑郁液，决定了人体的体质。它是由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创造的，后来被阿拉伯医学继承。作为另一个例子，“当食物的乳糜从胃被吸收到肝脏时，它在肝脏血管中形成，称为肠系膜。如果煮过头，会产生类似的泡沫、沉淀物和可燃物质。